肉身翻墙之后，如何想象和实践我们的运动？

一场不一样的筹款活动

在海外参加过的最好的一个活动，是给中国的性工作者筹款。活动由海外的社群小组发起，与本土的性工作组织合作，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性工作者和社群伙伴的组合。它真正做到了”以性工作为中心”——不只是在舞台上，也体现在合作方的选择、组织者的构成，以及整个活动的组织逻辑里。

比如活动不是由外部的人替性工作者“设计”出来，再邀请几个性工作者作为嘉宾点缀，而是从一开始，性工作者与社群伙伴就在共同决定：活动为什么办、要支持谁、钱怎么使用、哪些表达是安全的、哪些叙事会伤害社群、应该和谁合作、现场如何运作。

筹款活动很容易滑向一种”卖惨”的逻辑，尤其在海外语境里，“中国”常常被自动翻译成创伤、压迫、审查与苦难。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但在描述这些现实的过程中，叙述本身很容易变成一个去权的过程。这场活动呈现的是有尊严的行动者。现场讲述的不只是暴力与风险，也包括国内社群目前在性工作者议题上正在做的具体工作：暴力干预、社群互助、法律支持、健康资源、反污名倡导，以及在高压环境里维持一个社群继续存在本身。这种以行动主义为核心的叙事取向，在海外关于中国的议题里是相当少见的。

某种程度上，这个活动让关心性工作变成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

 因为一旦进入这个议题，你就不得不进入那些真正具体的问题：为什么大量女性会不断在城乡与城市之间迁移，为什么一次扫黄会摧毁一个人的收入、关系与居留状态，警察权力如何直接进入性工作者的身体，户籍制度如何决定谁能留下、谁必须离开，污名如何渗透进家庭、亲密关系与自我认知里面。

 你也会思考很多原本不会被放进“中国政治”里的东西：地下的互助网络、共享的信息、躲避风险的方法、谁愿意临时收留一个失去住处的人、谁会帮忙筹医药费、谁在被拘留之后还能重新被社群接住。

这些经验当然和审查、威权、暴力有关，但它们并不只是宏大叙事里的“受害者故事”。它们首先是一些人非常具体的生活。性工作也因此不只是一个孤立的“边缘议题”。它反而像一个入口。你会顺着它一路进入中国的劳动结构、迁移制度、性别秩序、地下社群与国家治理之间那些彼此纠缠的关系里。

 从参与者的构成来看，这个活动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来的人不只是对“中国议题”感兴趣的留学生，也有只是对性工作议题本身感到好奇的人。后者显然比前者更“普通”一些，也更接近本地的社群结构。两个原本并不天然重叠的圈子，在这里产生了交集。

 甚至连整个活动的气氛，都不是那种典型 NGO 式的、带着强烈道德感和教育感的空间。虽然是筹款活动，但现场其实非常欢乐。表演、主持和分享都很轻松幽默，和观众的互动里也一直闪动着性工作者们非常具体的智慧——那种长期在现实里和人、平台、警察、亲密关系、风险周旋之后形成的幽默与敏锐。

 同时它作为一个筹款活动，其实设计得非常成熟。从周边、餐食到抽奖，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自然地嵌入了“捐赠”的逻辑，但整个过程并不会让人觉得是在被动员或者被道德绑架，反而会让人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我也想参与进去”的感觉。这种组织能力其实让我很震撼。因为它不是那种依赖少数核心人物硬撑起来的活动，而更像一种社群长期协作之后自然长出来的。

 我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活动中途的一个瞬间，动员筹款的时候，一位性工作者走上台，说自己可以提供按摩、跳舞等服务，邀请现场的人购买，而收入会直接捐给筹款对象。我后来意识到，可能这才是那个活动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部分，也是它真正不可替代的地方。

 因为如果说“筹款”本身，只是让我们这些人靠近了性工作这个议题；那么现场对于性服务的公开邀约，则是在某种意义上，把我们这些原本只是站在议题门口的人，真正带进了这个议题里。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特权的。我们可以支持性工作者，可以讨论性工作，可以为她们捐款，可以认同去污名化，但我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会真的和性工作者产生现实关系。可是一旦“购买性服务”这件事情本身开始变得可能，那种距离感就突然被打破了。这个过程是坦然的，幽默的，轻盈的，比任何”正确”的倡导语言都更有冲击力。

诚实的说，这个活动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并不仅仅是因为组织者“做得好”。它背后有几个条件同时成立，缺一不可。本地已经存在一个有相当积累的性工作倡导社群，有自己的组织网络、场地资源和动员经验；性工作这个议题在跨国语境里有天然的连接点——关于性工作的法律处境、污名与国家干预，在不同国家都有对应的在地经验，这让它比很多”中国特有”的议题更容易跨越社群边界；组织者本身也已经在本地社群里积累了信任关系，活动不是凭空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场域里。场地本身也是这种积累的体现——它不是商业文化空间，而是真正长期承载社区组织工作的激进社群空间，这些地方曾经接住过别的运动，如今也在接住我们。 

说这些，并不是要削弱这个活动的意义。而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想典范”，然后用它来衡量其他活动的不足，其实并不公平——也并不诚实。这个活动的珍贵之处在于，中国议题并不一定只能以一种特殊、封闭、例外的方式存在，它也可以进入更广泛的激进主义传统里。这种“进入”，需要的不只是愿望，而是真实的条件积累。但比起回答我们缺少什么，其实更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有认可和准备去学习这种行动的方式吗？这种行动方式，在我们的社群行动经验里吗？ 

肉身翻墙，然后呢？

很多时候，肉身翻墙之后，中国行动者虽然离开了国内，却并没有真正进入一种新的行动经验里。过去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方式、议题结构与政治惯性，仍然会被一起带到海外。而这些经验有时候会继续帮助我们，有时候却也会开始失效。

首先进入海外之后，隐形的制约也越来越多、复杂、需要新的知识来解释，我当然不仅仅是在说种族的问题，而是之前在中国威权状态的社群组织、议题倡导成了很难转化的经验。说实话，由于这些实践进行的过于黑箱，几乎都在小圈子里进行，内部的成长和反思本身就是在非常压抑和有创伤的情况下积累的，而且英雄主义情结极为严重，每个人都有一万个难处让反思难以进行。况且国内的行动者也有各自的历史包袱，比如女权和多元性别这两个议题的割裂，在国内不同代际的行动者承袭了下来。

 但到了海外之后，很多问题的交织性其实已经是不言自明的。性别、性、种族、移民、劳动与国族身份，本来就是缠绕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还带着国内那种”你是搞女权的”“你是搞 LGBT的”分类方式去理解新的年轻组织者，有时候反而会变成一种知识上的负迁移。

 还有一个变化其实很现实：钱。说实话，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也最具有祛魅感的地方。过去国内 NGO 时代留下来的很多运动遗产，到了海外之后其实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海外年轻小组获取资源的方式，本来就和国内不一样。国内很多社群长期依赖的是高度集中化的社运资源网络，资源、关系与信息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在海外，很容易观察到越来越多年轻小组会主动与本地议题建立联系，从已经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寻找支持。她们并不像过去扎根于国内高校里的社群那样，总是处于极度脆弱与边缘的位置。当然，门阀仍然存在。国内议题依旧成就了一些固定的话语中心与资源中心。这些东西不会消失，也很难真正消失。

但与此同时，新的路径也已经出现了。我越来越觉得，国内与海外议题之间的割裂，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割裂是位置变了之后自然发生的结果。很多国内行动者的现实感，仍然主要来自中国内部的问题结构；而海外行动者的经验，则越来越是在跨国流动、移民处境与跨文化生活之中形成的。

这种位置的变化，会自然改变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它不是谁的错，也不是谁背叛了谁——它是结构性的。当你开始在跨国的视野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也就意味着你会逐渐与其他更广泛、更遥远的社会运动发生连接。

 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海外运动如此关心巴以、伊朗或者其他全球议题。我并不觉得这只是“被西方左翼同化”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海外行动者开始慢慢意识到：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例外，中国经验也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特殊经验。国家暴力、迁移、边境、战争、劳动、种族化、生存与驱逐，这些问题本来就在全球尺度上彼此连接。而承认这种连接，本身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感知。

 而封闭则是另一回事。它不是位置变化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主动的拒绝——在位置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仍然假装它没有变，用一套不再完全适用的政治语言来维持一种连续性的幻觉。我无意否定八九一代留下的政治遗产——民主、异议、流亡、国家暴力，这些议题仍然重要。但政治遗产可以是资源，也可以变成固步自封的边界。

 所以我想说的，从来不是“割裂是坏事，我们应该维持国内与海外的互通”。而是：承认割裂，和陷入封闭，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

 白纸之后，我最喜欢的一句口号是：

 “我们是新广场的亲历者，不是谁的徒子徒孙。”

 对于我们的运动来说，年轻人并不只是“新的血液”。她们很多时候反而更具体、更敏锐，也更能够意识到运动内部的问题与局限。虽然被年轻人抛弃不会让前辈失去什么，但终究还是一种遗憾，不是吗？

 跨国的身份，开放的运动

距离我观察海外运动已经过去了两年，我想我现在的想法可能也有新的变化，重要的不是强行维持国内与海外经验之间的“互通”，而是接受它们本来就会变化，甚至会彼此错位。而面对变化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运动能力。海外行动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是不断证明”我们仍然和国内站在一起”，而是如何利用海外的位置，去做一些国内难以做到的事情。

比如不要只是做放映。能不能把一个放映活动，从简单的筹款，变成其他人进入这个议题的入口？能不能让观众不只是“站在岸边看海”，而是真的开始和你一起跳进海里？这是真正考验组织者能力的地方，也是我们能够在海外的活动组织里积累的最不可替代的组织经验。 

同时我想再往前走一步，也许我们必须接受海外运动最终必须是开放的。重点不再只是“如何保存中国议题”，而是作为一种跨国身份下的跨国运动，我们如何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既不是悬浮于西方成熟公民社会之上，被动承接它们的历史；也不是永远困在自己的政治遗产里，不断循环往复地转圈。它更像是在不同历史、不同运动传统与不同现实经验之间，寻找一个不断移动的交叉点。

而这个位置本身也注定是开放、流动、甚至不稳定的。

写这篇文章时，我给其他海外运动者看了部分内容，有一位朋友的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加入别人的运动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放弃自己最重视的议题。这句话让我反思了我的很多论断很多时候，在海外观察本地社群与本地组织的互动时。我和她一样，都有一种很强烈的震动。那种震动甚至不只是羡慕，而是一种近乎奢侈的感觉——原来社群真的可以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基础设施，可以有代际之间的经验传递，可以不只是依靠少数人的燃烧来维持。

而这种成熟本身，往往意味着非常长的历史。工会、社区、移民运动、反种族主义组织……很多东西并不是突然长出来的，而是经历了许多代人的艰苦组织才留下来的。相比之下，很多中国行动者成长于一种不断断裂、不断被摧毁的环境里。很多经验甚至来不及沉淀，就已经消失。

所以有时候，“进入本地社群”并不只是学习，也意味着一种真实的失落。因为当你真正进入别人的运动历史，你也必须接受：你最熟悉、最迫切、最想守住的问题，并不一定会继续处于中心。我觉得这种矛盾并不羞耻。它也不是激进得不够彻底。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局限相反就来自于我们的经验。

重新思考之后，我觉得很艰难的问题变成了两个，一个如何在这种流动和开放之中保持运动的独立性，另一个是如何保持激进性。就如前文所言，进入激进的传统是借力的办法，但是不仅仅是进入他人的运动寻求位置，也意味着如何在如此交叉的地带建立自己的运动。这需要新的想象力，也需要深耕和实践。

至于如何维持我们运动的激进性，我其实有些牢骚。相信有一些行动者也注意到了，当行动者跨越地域，来到拥有更多发声空间的海外时，有部分社群的实践反而呈现出一种比国内还要保守和去政治化的倾向。然而悖谬的是，正是在这种去政治化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最擅长用最激进的理论话语为自己“辩经”。有些说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有些说要自我照顾，主张以非常向内的方式开展社群活动。说实话，在国内极其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基层社群往往是为了保存力量、在夹缝中求生，才不得不退居于此类隐蔽的、向内探索的策略。我并非否定这些话语本身的正确性，也完全明白它们在特定历史脉络下的抗争意义。但话语的效力是高度依赖具体语境的。在海外相对宽松、拥有更多公共参与可能性的环境里，这些激进言辞很容易剥离了其原本承载的劳作与抗争，成为”不做什么”的理由。

这正是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所批判的non-performativity陷阱——用“宣称我们在做什么”（对激进理论的展演）来代替“真正去做了什么”（对具体现实的介入）。如果海外实践仅仅停留在这种激进话语狂欢中，其实谈海外经验如何回应中国就会成为一个虚伪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复习行动主义最重要的一课，要去思考和实践如何不靠“说”去代替“做”，让我们的“做”本身有意义。

但仅仅命名这个现象还不够。如果只是说”不要用说来代替做”，这句话本身也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展演。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说”比“做”容易？不只是因为懒，也不只是因为怯。我们学到了如何新的“说”，但是放弃了旧的“做”。

很多中国行动者来到海外之后，会迅速学习这里的话语、组织形式与社群语言。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进入新的运动传统，本来就意味着重新学习。但问题在于，学会如何“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做”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进入一个你并不熟悉的本地社群结构，放弃话语上的主导位置，接受自己是一个需要重新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输出经验的人。这种不对等，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拉力，持续地把人往”说”的方向推。 

与此同时，很多在国内高压环境里被迫发展出来的经验——如何在有限空间里建立互助、如何在高度不稳定的条件下组织行动、如何在资源断裂之中维持社群——来到海外之后，并没有真正转化成新的行动能力。相反，有时候它们会被一种更安全、更容易传播的话语形式替代。

我想回到文章开头那个活动。它之所以能真正“做”到，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完成了一件通常很难同时成立的事：进入了本地的激进传统，却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议题。

这种“进入”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非常具体的层面上——活动借用的是一个长期承载激进社群工作的场地，那里曾经接住过别的运动；组织方式是从已经成熟的本地社群集体智慧生长出来的，从周边、餐食到抽奖，每一个环节都嵌入了捐赠的逻辑。这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能力，而是真实学习之后的结果。

与此同时，中国性工作者的处境并没有在这个过程里被稀释或者抽空。它没有变成一个遥远的援助对象，也没有退缩成一种“我们在受苦”的单一叙事。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议题本身有跨国的接口（性工作的法律处境、污名、国家干预，在不同国家都有对应的在地经验），中国的问题才能真正进入本地的激进传统里，而不是悬浮在它的外面。那位走上台邀请现场购买服务的性工作者，做到的正是这件事：他没有在解释“中国”，他在用一种本地社群能够真实接触的方式，把一个具体的现实带进了现场里。

所以这个活动给我的启示，不是“我们应该学习本地的组织方式”这么简单。而是：进入激进传统，本身就可以是回应中国问题的方式。不是先把中国问题讲清楚，再寻求本地社群的支持；而是在进入的过程里，让中国的现实和本地的激进传统真正发生接触。这两件事不是先后的，而是同时发生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组织者愿意退后一步——让性工作者和本地社群占据中心位置，让自己不再是活动的主角。这种“退后”，并不是谦虚的姿态，而是一种实质性的权力重新分配。它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对叙事的控制，放弃对节奏的掌握，接受活动的走向由那些比你更了解这个议题的人来决定。这并不容易。尤其对于那些在国内长期处于运动核心、习惯于承担叙事责任的行动者来说，这种退后本身就需要一个漫长的重新定位过程。

所以“如何不靠说来代替做”，并不是一个知道了就能做到的问题。它是一个需要在具体处境里反复摸索、反复失败的问题。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路径，因为每一个本地社群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门槛。我们能做的，是愿意带着不确定进入，而不是等到自己准备好了再行动。

最后我想回到一种更隐秘的情感：幸存者的内疚。很多时候，正是这种内疚在驱动着我们在海外寻找连结。但 Audre Lorde 曾经警告过我们，内疚如果不能带来改变，就只会变成一种防御，一种维持无知与不变的方式。

要打破这种防御，我们必须承认：内疚本身无法赋予我们道德合法性，只有当我们愿意交出话语的主导权，愿意在陌生的本地社群中经历边缘、笨拙与重新学习时，内疚才不会沦为一种自我感动的内耗，而是成为真正推开那扇行动之门的起点。